《龙榆生师友书札》，张瑞田编，浙江古籍出书社2019年8月出书，182页，60.00元
一
2017年3月，“字响调圆：龙榆生藏现今世文明名人手札展”在北京我国现代文学馆开幕，其后又连续在浙江美术馆、上海图书馆、我国国际文明交流中心艺术馆巡展。在杭州展出时，笔者前往观瞻，虽是仓促一瞥，却形象深化，当天发朋友圈称：“整体数量甚夥，琳琅满目，未见朱彊村、张尔田手泽，殊觉惋惜，夏承焘先生仅一札，亦美中缺乏，叶圣陶诸函颇耐玩味，其他周作人、俞平伯、陈寅恪、钱锺书等各有可观。”（2017年5月26日）其时就揣摩着这些书札若能提前收拾出书，就更餍惬于人心了，信任这也是许多读者和学者不谋而合、显而易见的主意。公然天遂人愿，策展人兼主事者所编《龙榆生师友书札》由浙江古籍出书社作为“蠹鱼文丛”之一种，于上一年8月隆重推出。穷日之力，拜读一过，诚所谓“书当爽快读易尽”也。
该书共收二十六位近现代人物致龙榆生（1902-1966）的八十二通书札（包含诗札、词札）。作者中有清末民初诗坛耆宿陈三立（1853-1937），也有马一浮（1883-1967）、谢无量（1884-1964）等学界长辈，还有叶恭绰（1881-1968）、吕碧城（1883-1943）、夏承焘（1900-1986）等词学同路，又有陈寅恪（1890-1969）、钱锺书（1910-1998）等学术咱们，更有黄宾虹（1865-1955）、沈尹默（1883-1971）、吴湖帆（1894-1986）、徐悲鸿（1895-1953）、刘海粟（1896-1994）、丰子恺（1898-1975）、沙孟海（1900-1992）、钱君匋（1907-1998）、赵朴初（1907-2000）等书画篆刻艺术大师，一起也不乏郭沫若（1892-1978）、叶圣陶（1894-1988）等新我国建立后位居政要的文人学者。尺素精致，可见一斑。而编者先列书札释文，附以影印原件，既存原貌，又便对读，加上装帧素朴大方，更令人赏心悦目。惟各次“字响调远”展览中的书札并未尽数收入（如上海展报导有陈毅手札），朱祖谋、章太炎、张尔田、梅兰芳赠龙榆生相片及龙氏手稿（杭州展所见）亦未附录书后，此又“客有可人期不来”也。
二
回忆今世龙榆生研讨的学术史，不能绕过张晖（1977-2013）的白手起家之作《龙榆生先生年谱》（学林出书社2001年版，以下简称《龙谱》），其主编的《忍寒庐学记：龙榆生的生平与学术》（日子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）、《龙榆生全集》（上海古籍出书社2015年版）也是相关研讨的根本文献。龙氏功臣，洵非虚誉。就龙榆生师友交游书札收拾与研讨而言，张晖在《龙谱》中发表、提示者不下一百六十通，限于编制等原因，大多书札呈现于脚注中，且仅有录文，未见图版。此外，他还有《陈寅恪与龙榆生的诗函交游》《张东荪论词手札》《忍寒庐所藏师友书札之一：陈寅恪的佚诗与佚函》《忍寒庐所藏师友书札之二：陈三立的佚函》《忍寒庐所藏师友书札之三：俞平伯佚函（残稿）》等专文论说，后收入《朝歌集》（浙江大学出书社2014年版）及《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讨》（南京大学出书社2014年版）。又张寿平辑释、林玫仪校读的《近代词人手札墨迹》《近代词人手札墨迹别编：树新义室（按：黄永年先生斋名）所藏忍寒庐词人手札》由台北“中研院”文哲所先后于2005年、2018年编印问世，两书共收龙榆生师友七十九人约三百通书札，触及广泛，内容丰富，可谓近现代词学史与学术史文献宝库。惟编制上重在系年考证、本事疏解，而未有释文。
龙榆生生前极为注重文献保存，对书札也情有独钟。他主编的《词学季刊》从1933年4月创刊号起就设有“通讯”专栏，有意识地揭载论词书札，成为该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后来的《同声月刊》也连续了这一优良传统，然后辑录了许多的词学文献材料。1937年，龙氏选注《曾国藩家书选》《古今名人书牍选》由商务印书馆印行，1939年，选注《苏黄信札选》又在同社出书。虽是遍及读本性质，但书前皆有其精心结撰长篇导语，对信件的称号、源流、功用、价值及编选缘起、旨趣和意图等均作了分疏阐明（此三书近年有上海古籍出书社重刊简体横排本，读者自可参看）。
1945年，龙榆生函招学生张寿平、黄永年组织措置箧中藏书事宜。张寿平伴随龙氏长女顺宜至沪上对旧藏书本重行分类装箱，并与书商来清阁接洽买卖，竣事后又将词人手札与词刊材料携回南京。黄永年则在南京帮忙业师收拾图书及稿件、信札等。1946年起张寿平赴台湾任教。1956年，执教上海交通大学的黄永年随校内迁西安，龙榆生有检赠书札之举。至1964年，龙榆生立遗嘱《预告诸儿女》，希望“朋好书札”“改日由厦材（按：龙氏长子）运京，暂交留京诸女保存，俟至相其时期，或商请吾门人黄永年（现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）、张珍怀（现任上海市二女中语文教研组主任）及青壮年知友富寿荪（现任中华书局修改）、黄任轲（现任安徽六安中学教师进修学校教师）、张瀛（现任太原市教师进修学校教师）诸同志试为收拾”，又说“凡此诸物，皆卖不值钱，而有文史参阅价值，亦吾苦心所托，勿予轻弃”。因心脏病加重，龙氏董理家藏词籍，编撰题跋，分赠上海音乐学院、浙江图书馆、杭州大学文学研讨会等文教组织，俾能保存长远。其间亦有部分书札，如1966年作《钱塘张孟劬（尔田）遗稿跋尾》《书彊村遗札后》二跋（收在《龙榆生全集》第九卷），可知将朱祖谋、张尔田书札捐与浙江省文物办理委员会。“文革”开端不久，龙榆生尚在华东医院疗养，家中文物、书本、手札悉被造反小将抄走，他听闻此凶讯即旧病复发，回天乏术，不到半月就与世长辞（参《龙谱》当年诸条）。拨乱兴治后，原物偿还，大概完好。1985年，张寿平至上海访晤龙厦材，受后者之托收拾忍寒庐所藏词人手札。在《近代词人手札墨迹》编校过程中，张寿平奉告林玫仪同门黄永年亦有不少龙氏旧藏手札，林氏于2005年赴西安陕西师范大学访问黄先生，承黄先生慨允相付，遂有《树新义室所藏忍寒庐词人手札》之编印流布。而张晖多年来继续研讨龙榆生，与龙氏后人情谊深沉，得窥其家藏书札，著文讨论。他在拟定《龙榆生全集》总目时，已虑及龙氏书札的影印录入，并有意参阅三联书店版《陈垣交游信件集》（增订本）的编制（参龙雅宜《走进龙家十五年》，收在张霖编《末法年代的声与光：学者张晖别传》，上海古籍出书社2014年版）。惜乎未竟全功，赍志以殁，实堪叹惋。
前此龙榆生师友交游书札收拾出书的大致状况已见上述，别的如杨传庆编著《词学书札萃编》（南开大学出书社2015年版）收有龙榆生致张尔田、夏敬观、廖恩涛、吴则虞四人信札五通，夏孙桐、欧阳渐、易孺等二十六人致龙氏函七十四通，凡七十九通。其间录自《近代词人手札墨迹》三十通、《词学季刊》二十九通、《同声月刊》十二通，剩下八通出处为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《戏剧》《龙谱》《龙榆生词学论文集》等书刊。《树新义室所藏忍寒庐词人手札》则出书在后，未及引证。
三
对当事两边来说，这些手札具有通问致候、商讨唱和、学术交流等实践效果，“信札书疏，千里面貌”，“两纸八行，欢欣无量”。从前史云烟深处留存至今，则更多体现为文献、文物、艺术等多维价值。收拾成书出书后，对读者、学者而言，似当以文献含义最为显豁。《龙谱》中谱主师友书札有录文者，与《近代词人手札墨迹》及其《别编》堆叠很少，今次《龙榆生师友书札》所收，又与以上诸本未见重出，只不过与前揭张晖写忍寒庐中陈三立、陈寅恪、俞平伯佚诗佚函四篇专文有交涉互见。质言之，本书的出书，与从前浮出水面的龙氏师友书札构成互补照应联系，进一步展示了龙榆生在不一起空中的朋友圈，为咱们深化了解龙榆生和他的朋友们的往来日常、多元调查近现代词坛学林的精神风貌，都供给了稀少难得的一手材料。
不仅如此，该书还可补不少文人学者作品集文献之阙。以《张元济全集》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）为例，它在《张元济书札》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）及其增订本（同社1997年版）的基础上，收信件三卷近四千五百件，用力甚劬，蒐辑甚备，但致龙榆生者却不见踪迹。与之类似的有《散原精舍诗文集》（上海古籍出书社2003年版）、《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》（江西人民出书社2007年版）存录陈三立信札多通，然本书所收则为漏网之鱼。其他如《俞平伯全集》（花山文艺出书社1997年版）、《陈寅恪集·信件集》（日子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）、《沙孟海全集》（西泠印社出书社2010年版）、《丰子恺全集》（海豚出书社2016年版）均列有信件专册或专卷，但无一破例未收作者致龙榆生手札。还有一类是《叶圣陶集》（江苏教育出书社2004年版）、《马一浮全集》（浙江古籍出书社2013年版）、《叶恭绰全集》（凤凰出书社2019年版）等，有作者致龙榆生书札，数量不等，但步骤一致地没有本书所收者。这也从一个旁边面反映了《龙榆生师友书札》结集问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。
再比勘相关文献，《陈寅恪集·诗集》（日子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）有1959年陈氏七律《听演桂剧改编〈桃花扇〉，剧中香君沉江而死，与孔氏本来异，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》一首，颈联句“对错谁定千秋史”，本书陈寅恪致龙氏第四札作“对错难定千秋史”，观图版应是唐筼夫人代笔。钱锺书《槐聚诗存》（日子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）1958年有《叔子五十览揆，寄诗遥祝，并送入皖》一概，自注引陆游《过灵石三峰》“劳渠蟠屈小诗中”，本书钱氏致龙榆生榜首札附录此诗，题中“览揆”作“生日”，注中“劳渠”作“烦渠”，参钱仲联《剑南诗稿校注》卷十，亦是“劳渠”，可见槐聚诗人修订之迹。又张晖《陈三立的佚函》《俞平伯佚函》两文中对原函的释读略有误字，并留空缺，而依据本书陈、俞手札，刚好修订补全，俾成完璧。
四
本书手札若与其他文献史料结合，可拈出不少议题加以分析，信任自有慧眼烛照，此处不用赘言。接考虑稍稍议论一下该书收拾中的问题与缺乏，希望重印或再版时修订改善。首先在编制上，前序后跋，然无凡例，序跋中对书札来历、数量、摆放准则（实则按写信人姓氏笔画）等不作阐明，原函没有标点，提行、空格等信件行款格局，信中衍脱倒讹等错误，少数的异体字、俗字，触及的这样一些问题怎么样处理也都付之阙如。其次在简介上，每位作者在书札释文前均有简略文字介绍，但编制驳杂不纯，如介绍陈寅恪时特别标出其为1948年中央研讨院榜首届院士，而轮到张元济时则只字不提，更杰出的问题是，介绍周作人时原名、字号、笔名等皆有列出，但叶恭绰、吴湖帆、谢无量、郭沫若、钱锺书、夏承焘等十七人惟有名字，不见字号，而叶恭绰第五札自署“遐”，吴湖帆五通中有四通落款“弟倩”，简单使读者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若简介中写明叶氏号遐庵，吴氏又叫倩，则疑窦冰释，一望便知。复次在格局上，马一浮第四函为诗札，诗题《榆生教授见示哀女弟子龚家珠词，并述其遗事，叹为难能，出之女性，尤足以劝薄俗，为题词后以嘉之》（《马一浮全集》第三册下诗集卷亦收，诗题略异），但是本书“化腐朽为神奇”，将诗题斩为两截，以“榆生教授”为称号，以下为信函正文，令人绝倒。又书末附录龙氏《苜蓿生计过廿年》一文，编者阐明放在标题与正文之间，既未加“编按”字样，也未改动字体字号加以差异，真实让人气结。
更值得辞费的问题在系年与释文上。作者简介结尾均提示书札撰作时刻，但大多运用“写于1948年左右”“约写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”这样的抽象叙说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，事实上许多信函都可以考证出切当的年份，更何况这样的含糊言语也不免犯错。此处稍举数例，以概其他。
如陈三立一通，提及为朱祖谋写墓志铭事（朱卒于1931年末），“战祸”“订定合同”即关于“一·二八”事故，可知该信作于1932年（参前揭张晖《陈三立的佚函》文）。郭沫若第三札所称“诗三首”，即《寄郭鼎堂先生三绝句》，见《龙榆生全集》第四卷《诗词集》，则该函作于1954年。
陈寅恪四通，简介中云“约写于1954年至1955年”，其榜首札落款“一月十八日”，又附有《乙未中秋夕赠内》诗，乙未为1955年，则该函最少作于1956年（前揭张晖《陈寅恪的佚诗与佚函》文亦误系于1955年）；第三、四通诗札亦收在《陈寅恪集·诗集》，当别离系于1953、1959年。
徐悲鸿一札简介称“约写于20世纪40年代”，宗旨乃请托龙氏为其外舅蒋梅生（即蒋碧薇之父）谋事，《树新义室所藏忍寒庐词人书札》有徐氏1935年7月7日一信，别有用心相同，前函亦当作于此年。
关于释文的问题，其时观赏展览时已有所发现，书札定名文字颇有讹谬，如本书钱锺书第四通，原名《奉教甚慰札》，“甚慰”当作“喜慰”；谢无量第四通，原作《汤山暑札》，脱一字，当为“逭暑”；徐悲鸿一通，原作《惊恐无地札》，实为“惶愧无地”；如此等等，不胜枚举。所幸成书时上述错谬已一扫而空。
但在书札录文时仍留下不少惋惜，所谓校书如扫落叶，旋扫旋生，此亦在所难免也。谨罗列如次——
马一浮第三札：“绚”当作“徇”。
叶恭绰榜首札：“四日”当作“廿四”。
吴湖帆第三札：“亲信三患”当为“亲信之患”。
同人第四札：“第九字”当为“第四字”。
同人第五札：缺落款日期“廿四”。
张元济榜首札：“自如”当作“自喜”。
周作人第二札：“鄙意”当作“鄙言”。
郭沫若榜首札：“八月七日”当为“八、七”。
赵朴初第五札：“之从”当作“台从”。
同人第七札：“五八年”当作“六五年”。
钱君匋榜首札：“候”当为“俟”。
谢无量第三札：“目上月”当为“自上月”。
同人第四札：“喜”当作“善”，“十四”当为“一四”。
傅抱石一通：“皆无经历”当为“以无经历”，“雅局”当为“雅属”。
潘伯鹰第二札：“辱荷往存”当为“辱荷注存”。
释文有误而导致句读问题的，如榜首例马一浮函：“见告女生龚家珠事，急难相为，笃于风义，至可谓美已绚。来命率缀一绝句奉题尊词之后”，实当作“……至可谓美。已徇来命，率缀一绝句，奉题尊词之后”。其他标点问题亦复不少，此处从略。
细枝末节，无伤大雅。不贤识小，殊未敢必，甚望博雅正人有以教之。
